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我们处在“三期叠加”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何为新常态？新常态不是简单的周期性轮回，而是更深层次的发展模式变迁和路径跳跃。由于传统产业增速下滑，经济增速将换挡，中国从代工经济到自主经济的过程中，技术、工艺和专业服务的落后将阻碍经济转型，新动力跟不上将带来转型阵痛。上个世纪，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中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意味着资金利率中枢的下移，与之形成的对冲资产最为显著的是固定收益类资产，这将是催生债券长期大牛市的根本原因。新常态下的另一个特点是科技的飞速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诸如云计算的进一步普及，企业扩张和创业对资金的需求较之前有较大的降低，实业对资金的整体需求有所下行。过剩的资金拥入金融领域，金融泡沫现象发生的频率在增加，近30年来，金融市场发生危机的次数有上升趋势，日本80年代房地产泡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网络泡沫、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近来的欧洲小国的债务危机等，市场危机似乎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危机中表现最好的首选债券类产品，在资产配置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

由于新常态的特殊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也必然具有特殊的政策角度。新常态下的产业升级，必须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代价，而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在过去每一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下，继续着它的扩张之路，始终无法出清产能。因此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不会再总量层面上大刀阔斧施展拳脚，更多地是做一些定向政策，包括棚户改造等定向政策。而事实证明，定向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持续时间太长之后，总量层面的货币政策才会羞答答的姗姗来迟。加上新一届政府的反腐行动，地方财政预算软约束等对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巨大的压力，在较长时间里投资依旧会是拖累经济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反馈循环中，衰退性的宽松政策将持续较长的时间，为债券类资产投资创造了较为友好的市场环境。

2015年6月的股灾，对居民财富、消费将产生较深远的影响，社会的风险偏好逐步降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增长困境。新常态下的政策选择只能更加偏向于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为长期债券牛市提供了坚实的市场基础。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对居民财富的伤害，必然会增加居民对低风险产品的需求，债券的配置需求将逐步放大。良好的债券的供求关系，配合新常态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一定会催生出一波较大的中长期债券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