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生了什么?这里的7张图表提供了一些答案。它们揭示出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变化是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重日益下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分化”——就在那个时候,如今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财富和力量发生飞跃,超过了其他国家——明显迅速逆转。曾经的“分化”已停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趋同”。然而,这种趋同也是有限的趋同。这种改变全都与亚洲(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有关。
最能体现中国的进步的东西,莫过于其庞大的储蓄。中国之所以积累起如此庞大的储蓄,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变得如此庞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和企业储蓄如此多。中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能和美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一样。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世界产值中的权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权重也日益上升。高收入国家的权重明显下降。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几乎和所有高收入国家在1950年的比例一样高。这种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经济趋同和人口比例变化是这幅经济全景图的核心元素。第三个是技术改变。数据处理与通信的汇聚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技术。半导体相对成本暴跌支持了这场技术革命。有趣、而且令人担忧的是,如今这种革命似乎放慢了脚步。
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推动全球技术前沿不断扩张。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表示,美国经济眼下并未达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实现的卓越生产率。他还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产率突然大幅增长——往往归功于互联网——但随后一段时期的生产率却极为低下。测量误差似乎至多只能对这种令人不安的放缓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释。另外一个片面的解释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低迷。
世界经济并非在去全球化。但是贸易以及跨境金融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全球产出的快速增长,都陷入了停滞。就金融来说,合理的解释是避险情绪和去监管化。就贸易来说,贸易自由化的上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早在2001年就发生了的事情。跨境供应链整合提供的许多机遇如今也已经消耗耗尽。
相对经济实力快速改变以及人口相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塑造了我们的世界。与此同时,增长动力来源——新技术、生产率增长以及全球化——也放缓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一个后果是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金融危机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后果。
各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压力日益增加,这让管理这些变化更为困难。最为重要的事态包括自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收入陷入停滞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间,许多高收入国家高达三分之二人口的实际收入似乎停滞或者下降。难怪有这么多的选民脾气暴躁。他们不习惯这种状况,也不希望习惯。
重大转变——衡量变化的7个指标
产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至区区39%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份额的上升完全是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预计同期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将从12%升至39%。
预计到2022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比例将与高收入国家相同。中国的崛起是这种相对经济实力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尽管印度崛起也同样重要。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产值的份额预计将从1990年的4%升至21%。预计印度的份额将从4%升至10%。
储蓄
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总额几乎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储蓄了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这种异常高的储蓄率可能下降,但这种下降将是渐进的,因为中国家庭可能会保持节俭,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持续高企。
人口
从1950年到2015年,当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国人口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预计印度到2025年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到全球人口的22%。
技术
半导体价格暴跌是通信和数据处理革命背后的推动因素。按照这种方式衡量,信息处理的相对价格自1970年以来下跌了近96%。这种对数尺度上的下斜表明了相对价格下降的速度——2010年后降速显著放缓。
生产率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称,自1970年以来,美国再没有能赶上1920年至1970年间的生产率表现——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速所示。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单位投入的产出的增长(又称为技术进步率——译者注)。他还展示了1994年至2014年间美国生产率又出现爆发式增长,但随后进入了一个生产率增长极慢的时期。
全球化
贸易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相对于全球产值的快速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停滞。保护主义可能是部分原因,但似乎不是主导因素。许多贸易机会耗尽、自由化步伐放缓以及投资低迷似乎解释了这种放缓。
收入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16年7月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2005年到2014年间,25个高收入国家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来自薪资和资本的实际收入停滞或者下降。意大利人和美国人的此类收入停滞尤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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